四、结语：德的优位性及其思想史意义董仲舒通过天道阴阳与《春秋》经典解释学，从三个逻辑向度对德主论（德主刑辅）展开建构和论证。
总之，陆九渊在创建槐堂象山精舍讲学，其实就是宋代道学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即通过创办书院、汇聚生徒、创建学派，以最终完成道学思想与地域学统建构。[34]黄宗羲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陆子之在象山五年间，弟子属籍者至数千人，何其盛哉。
[26]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4页。[27]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震泽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九，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047页。与槐堂相比，象山精舍不仅自然环境更好，地方也更加宽敞，故而建设有许多教学设施，包括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等斋舍、讲堂。其二，他们都曾经在国子监求学，彼此之间还有许多学术交流，大多也问学于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陆九龄等著名学者。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
[27]黄震以为象山之学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一日，读《孟子·公孙丑》章，忽然心与相应，胸中豁然苏醒。27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4页。
至两汉，辞章骚赋之学兴起，诸家以辞藻华丽为尚，辞章逐渐以一门学问的面貌出现了。其实，刘向、刘歆不但为章学诚提供了《官礼》这一整饬礼学、经学的密钥，还为其整饬古今学术提供了具体方案——《七略》。显然，这一迂回的论证思路充满挑战，毕竟五经被长期贴上儒家标签，与诸子门户各异、道相殊途。【7】按此，郑玄与刘向之论同，而与朱熹之论异，章学诚的说法并非事实。
相比之下，唐宋诗文浩如烟海、情况复杂。原属子部而后世不复有其支别者，如名家后世不传，章学诚认为其辨名正物之意与颜师古（581—645）《匡谬正俗》、丘光庭（907—960）《兼明书》之类相似，故其可归于六艺略小学之类。
与此相对应的，目录学史亦可分为三段：一是以官职为著录之法的时期，二是由《七略》到《汉书·艺文志》，三是四部分类法。质言之，《七略》在统领四部文献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推原其意，是越过《七略》，将一切归溯至官礼。原属集部者，汉魏六朝著述，多有专门之意，多可归于诸子略。
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不过相关论说在此戛然而止，仿佛遇到了某些难以理顺的硬结。【32】与判文集为诸子的思路相似，章学诚试图通过定性研究将后世文献回归到更古的文献之中。章学诚主张搁置文集的复杂性，从作集之人入手，根据其性情本趣、诗赋所寄托、论辩所隐喻、纪叙所宗尚等方面具体分析，为其人其学定性。
具体而言，原属史部而归入六艺略者，如正史回归《春秋》之类，仪注回归礼类《仪礼》之属，职官回归礼类《周官》之属。章学诚系统批判了从郑玄到秦蕙田的礼学研究，其方案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渊源是《七略》《汉志》：《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
若不计其得失，略有两条进路。10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页。
一是掌故专书，在史则为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其特点是备其物与数【42】。章学诚以秦蕙田《五礼通考》为例指出，该书以五仪为纲，试图赅括所有，却疏漏百出、不能服人。相似地，释教类亦为《七略》所无。在章氏看来，五教不仅流为诸子，还持久影响着后世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的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并借用这句古语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佛教宗派传到东亚，乃至全球。中国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其民族与文化传统上。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
我们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前提。不仅要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还应特别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即中国哲学中有一些理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性。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当，但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化，但有其内在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贯穿在民族生活之中，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门类、领域、层面、阶段。就中国哲学而言，要实现理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独立自主，首先要确立其自主性、主体性，确立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当然，民本思想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需要我们在现代论域中加以扬弃与转化。
法治需要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中华民族精神是融合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宇宙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优秀传统精神的契合。宋元明清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三教融合。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品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其内涵亦不断融合了现代性而更有生命力与普遍意义。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如: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整体的和谐性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我们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绝非故步自封、狂妄自大，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本主义、大同理想、内圣外王、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等，以及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是积极入世、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情结最深的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本思想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经典，强调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商周政权的转移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促使民本思想在西周初期已初具规模，后经孔子、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民本思想达到完备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和特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各文化民族深化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
